7月3日，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Carlos Rojas应邀为新闻传播学院师生做题为“巴别塔: 翻译、帝国与人工智能”的专题讲座。学院青年教师王岑主持讲座，学院副院长邱凌及部分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Carlos Rojas教授介绍了五本在疫情时期发表的小说：董启章的《后人间喜剧》《香港字：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阎连科的《中国故事》、洛以军的《大疫》及R.F.Kuang所著Babel or the Necessity of Violence: An Arcane History of the Oxford Translator’s Revolution，通过对跨语言、地域和文化的作家作品的细致赏析，Carlos Rojas生动地论述了翻译、语言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以放眼全球、根在中国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文本解读方式。

Carlos Rojas教授首先以《后人间喜剧》展开解读。他认为《后人间喜剧》的情节颇具未来色彩，探讨了后人类、人工智能、科技文明等多个话题；其中他提到书中自创的一个概念——“脑因”（nene），如果说“基因”（gene）是生物学上的遗传因子有自己的物质结构；“迷因”（meme）是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思想或行为模式，那么“脑因”就是某些特定思想或行为模式在脑神经原连结中呈现的状态。通过将“脑因”与脑神经元联系在一起，董启章成功地赋予了抽象的“思想或行为模式”以物质基础，并提出了“我传播，故我在！”的说法。

随后，他结合《香港字：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和Babel or the Necessity of Violence: An Arcane History of the Oxford Translator’s Revolution指出，“翻译”不仅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可以是把人类的智能、意识和特征从一个人转到另外一个人乃至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非人的机器的抽象过程。他介绍道，20世纪伟大的计算机专家图灵曾在1950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后来被人称为“图灵测试”的“模仿游戏”，通过测试人能否分辨真实的人与电脑来测试电脑是否具有真正的人类智能。他认为人工智能与控制论提出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反而是哲学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人类本身。在提问与交流环节，Carlos Rojas教授就疫情与人工智能带来的话语危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文化传播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Carlos Rojas教授（中文名：罗鹏），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为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女性主义、影像艺术等。已翻译出版多部中国当代小说，包括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炸裂志》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文/图 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