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由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媒介科学·领域与突破”前沿学术报告会在知新楼举行。6位毕业于国内外知名大学、分属于不同学科的博士，应邀出席本次报告会并做学术报告。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100多名研究生和驻济高校的部分教师参加报告会。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明洋教授、院长助理倪万副教授分别主持了上下午的报告会。

本次报告会，也是新闻传播学院媒介科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正式启动。在这之前，学院进行了专题研究，确立了从现在起到2020年底媒介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路。媒介科学前沿学术报告，是学科建设的系列活动之一，从本期开始，明年将会每月举办一次，邀请国内外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分享媒介科学研究的前沿学术成果，打造w88win优德在媒介学科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北京时间》新闻总监戴元初做了题为“大数据与传播：底层逻辑和应用场景”的报告。戴元初表示,大数据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实际上与快销品、餐饮行业、网络消费等领域的应用一样，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场景。就传播领域而言，说大数据对于传播所产生影响，其底层逻辑可以回归到传播的本源“5w”上。而传播领域的应用，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场景，大数据的应用方式和技术侧重点也不相同，比如，在内容生产领域，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评估生产者资质、判断新闻价值等。他指出，基于当前大数据计算时代，我们应当依靠技术但不惟技术，立足平台但不惟平台，争取点击率但不惟点击率，争做有态度、有价值观、发挥导向作用的新型主流媒体。

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刘新传以“新媒体传播研究路径创新”为题，从三个角度进行阐述：一是新媒体的传播环境发生变化，新闻传播学走向四个新趋势，即产生新研究分支、新研究方向、新研究交叉、新研究方法。二是面对情境变化，新媒体的研究路径随之改变，而研究路径并不单单是指研究方法，还包括研究思路、研究议题等。三是基于这种情境和路径当中，我们在新媒体创新领域可以做哪些思考。刘新传总结道，研究新媒体传播研究路径创新，必须要学会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思维、运用新方法，并做到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结合，最终产生新成果。

浙江大学传播学博士、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尹玉吉所探讨的主题是“媒介科学视野下的学术期刊评价”。他指出，学术期刊及其评价源于西方，且其历史文化是源远流长的，这主要体现在“文化传统”、“学术传统”、“学术期刊出版历史悠久”、“学术期刊评价技术条件在西方首先具备”四个方面。尹玉吉进一步介绍了“西方学术期刊评价”的由来，阐释了“学术期刊评价”具体内涵与演进，最终指出西方学术期刊评价的存在价值与缺陷。尹玉吉就“中国的学术期刊评价”提出，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目前存在诸多障碍，如中国学术期刊存在历史短、中国学术期刊评价起步晚等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博士、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CC-Smart新传智库联合创始人司若带来题为《“数”说中国电影市场》的报告，探讨了我国电影受众市场呈现的面貌。她指出，我国电影市场仅有的官方数据是票房，我们看不到观众在哪、观众是谁、观众有何特征、观影动机是什么，有必要通过抽样调研进行中国电影市场受众研究。司若及其团队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在全国开展第一次线下电影受众研究，以多阶段分层不等概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受众进行调研。调查从受众人口统计特征、受众观影行为特征和受众观影心理特征三方面对受众样貌进行描绘，研究表明电影观众有热情、有期待，观影习惯已初步形成；受众群体需求有差异，需更加精细区分受众群体；九零后成观影主力军，但对九零后的研究较滞后；观影并非“大事件”，而是“随意性”的小事情；无目的观影成为趋势，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成常态。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计算机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formatics）工学博士、现任蚂蚁金服高级算法专家王雅芳就“知识图谱的前世今生”一题，详细介绍了知识图谱的历史、原理及应用。她认为，知识图谱是一种结构化数据的表达方式，可以理解为模拟人类的头脑对世界的建模。王雅芳以谷歌搜索为例，指出具备语义搜索功能的搜索引擎与传统的只能进行关键词匹配的搜索引擎的不同，并说明正是知识图谱使得搜索引擎具备了语义搜索的功能。她进一步介绍，我们从互联网上不断地获取知识存到知识图谱，知识图谱又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互联网上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很好的闭环。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国华以“媒介与技术：基于文化与社会理论视角”为报道主题，梳理探讨了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大家普遍对技术有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认为新技术能深度整合社会，推动社会发展，但这种想象和期盼被信息技术和社会整合的阶段性以及不同的政治情景所抵消了。曾国华总结，媒介技术存在着这样的悖论：在发展的早期，媒介技术的新锐性在很大程度上穿透原有社会机制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变革；在中期，媒介技术渐渐与社会机制进行整合；中后期，媒介技术部分复制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底层控制机制。针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最新研究，是基于数字人类学、 Mediatization理论、Media practice以及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交叉使用等视角展开的。（文/李蕊 张子慧 图/李红 周晨 责编/刘明洋 郭嘉良）